2016年7月9日 星期六

【里山沙龍摘要】瘋癲與審判——死刑案件中的精神障礙被告

  • 講者: 翁國彥律師(台灣人權促進會)
  • 時間:2016.6.23
  • 活動網頁:http://satoyamacafe.kktix.cc/events/salon06

小故事I:成為法庭公敵的辯護人

一起高雄的案件:兇手丟汽油彈到洗衣店,殺死了一家四口。很快檢察官就將他起訴。

然而這個兇手是精神分裂症,現在叫作知覺失調症。精神分裂症有一個問題是沒有病識感,醫師雖然已經認為他有精神疾病,當律師在法庭上幫當事人求情,希望讓他保外就醫。當事人卻因為律師說他有病破口大罵,當事人拿起桌上的水瓶就往醫師丟過去。

美國 Unabomber 案也是遇到一樣的問題,兇手一直堅持自己沒有病。如果你是律師,你要選擇哪一邊?

後來,法院一直沒有讓他出院治療,後來法官也生氣了:「他說他沒有病,就沒有病啊,律師在堅持什麼?」一個當了十年的法官,居然不知道病識感是什麼。後來這個病人在監獄裡面,病情越來越嚴重。

檢察官雖然因為精障鎖定被告,但是起訴後,卻主張被告的心智是正常的。

事實上,很少犯人會因為精神疾病而住院治療,只有生理上的疾病有保外就醫。而且保外就醫通常也活不久。

這是第一個小故事。

小故事II:成為全民公敵的精障被告

湯姆熊案。胡慕晴的〈血是怎麼冷卻的〉,有將曾文欽的狀況寫得很清楚。

我認為這篇文章,也可以顯示台灣的經濟發展。曾文欽的父母因為大家樂一夜致富,他們有了錢之後,就一家人帶去酒店。曾文欽很不想去那裡,所以三四歲的時候,就被一個人孤零零留在家裡。他會搬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口等爸媽回來。

那時候,許多一夕致富的人,都一下子從天堂掉到地獄。曾文欽那時候因為家裡沒錢,小學畢業就去工作了。他12歲就去叔叔的車體組裝工廠工作,搬鋼板、作重工,這對小孩子的身體發展很不好,他後來沒去當兵,因為嚴重閃光和肩膀脫臼。

除了身體以外,他的心理也受到更大的影響。他只和那些大他十幾二十歲的工廠裡的大男人互動,和社會高度疏離,無法與人建立互動關係。他沒有朋友,也沒有同學。在他的人格特質裡面,沒有這種能力。

曾文欽是我認識第一個沒有朋友的人,但是奇妙的是,他有一個交往七年的女朋友。

他在叔叔的工廠做了五六年,但是叔叔突然過世,工廠就沒了。曾文欽怎麼辦呢?他只能做粗重的工作,而且就連藍領的工作都做得斷斷續續的。他沒辦法長期持續地待在工廠。

在這種情況下,他沒辦法存什麼錢,也只能作最低水平的生活環境。他真的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生活。

他沒有朋友,也沒有與家人聯繫。他又臉皮薄,不敢一直找姑姑借錢。他在犯案前,就已經有六、七年的精神病診斷紀錄,也就是說,他是有病識感的。

那麼,他殺人的目的是什麼?

有兩個版本:他想吃一輩子牢飯,或是,他想被判死刑。他說不定是第一個和醫生說,他殺人是想被判死刑的人。

雖然法官的結論是,他想吃一輩子牢飯,但是我和法官所囑咐的犯罪心理學家的想法是,他想被判死刑。

他曾經自殺過,但沒有成功。他腦中有許多想法都在轉,也沒跟他女朋友講。

有一天,他女朋友說要跟他分手。他沒有任何朋友,那種絕望,是會把一個人淹沒的。他腦中想到要自殺,但是一直死不了,那,乾脆去殺人讓法官判我死刑好了。

這些大膽的想法,我們可能會和朋友討論,但是曾文欽沒有與人討論,一下子就自己決定了。

我認為,為了吃牢飯殺人是不合理的。雖然他一開始說:我想要吃一輩子的牢飯,和說: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。

但是很奇怪,筆錄裡都沒有「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」這句話,但是為什麼記者都知道這件事?

他們在法庭上看錄影帶,當時精神科醫師和精神心理學家都在場。他們都看到曾文欽在檢察官閒聊的時候,說「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吧」的時候,眼睛一亮,檢察官說「會。」曾文
欽就回到沉默。

所有專家都要求我們注意,他眼睛一亮的神情和反應,那是賺到了的反應,一開始曾文欽應該是說謊。

後來法官就問,曾文欽為什麼要說謊。後來在犯罪心理學家的突破下,曾文欽才承認「反正殺死一兩個人不會被判死刑,乾脆把自己說得惡劣一點。」

然而這並不是最後判決書的版本。這是有點可惜的部份。

你可以搜尋看看「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」這句話,你就會看到記者和媒體如何極盡潑狗血之能事。

事實上,曾文欽沒有嗆聲,只是很冷靜地說了這句話。為什麼這句不在筆錄中的內容會外洩?大概是刑警在列印筆錄的時候,聽到了這句話。所以提供了這個消息給媒體。所以媒體就發揮自己的創作能力,所以變成嗆聲。

也因為這樣,在法庭上大家花了非常多時間釐清他的動機。但這些是毫無意義的。要是刑警、檢察官能夠克盡職責不要公開偵查,那麼,就不會後來花這麼大的力氣處理這件事情。
這個案件的最後判決是無期徒刑。本來在二審還要加上「保安處分」,也就是說,還需要長期去精神病院裡面治療。結果,後來還是在更一審被取消了。

我個人非常擔心,因為他必須在監獄至少待25年,我不知道他的精神狀態是否能撐下去。
我從二審開始擔任他的辯護律師,他本來沒有辯護律師。我每次去找他,他都無法回答問題,只能趴在那裡不說話,和我無法有任何互動。但是他在這之前,狀況還沒那麼嚴重。事實上,監所的生活方式正在強化他的知覺失調症,讓他從一開始的疑似症狀,到了二審變成相當嚴重的知覺失調症。

他現在應該已經被執行了,他能不能撐作這25年?我對監所是非常沒有信心,對於這件事情非常沒有把握。

我一開始都無法跟他溝通,直到有一天曾文欽問我,能不能買零食給他。我就買了一些給他,花了兩三百塊。再下一次看他的時候,他才跟我講話。後來,才發現曾文欽有一種邏輯是「投資報酬」,如果你有買吃的東西給我的話,我也會比較配合。也是在那之後,我才聽到曾文欽真正的念頭,就是他想被判死刑。

這個案件對我來說影響很大,事實上,那些我們認為天理難容的事情,背後也有非常非常隱晦的原因。被告生命歷程的重建非常困難,但在這樣的案件中非常的重要。

我們也很想知道鄭捷的狀況,可惜鄭捷已經被殺掉了,成為永遠不可能的難題。

提問

「他有承認自己有精神病嗎?」

「沒有,因為沒有人問這個問題。」

「所以法官判無期徒刑,不是因為這個問題?」

「一審和更一審基本上根本不想了解這件事情,完全把被告晾在一旁。二審的法官有想要了解,但是後來放棄了。因為法庭上沒辦法送他餅乾,所以只好去讓律師和精神專家去了解這件事情來建立關係。所以對曾文欽的狀況的描述,我就成為他的代理人。」

關於停止審判

大家可以看到內湖割喉案,王景玉的狀況其實非常有問題,我覺得他的精神狀況很有問題。

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規定,如果有心神喪失,就要停止審判。但是,什麼是心神喪失?高等法律70年(重慶1937年)前的判例是:必須要等到對外界毫無反應,才算是心神喪失。

這種荒謬的、老祖宗的判例,到現在還會被法院拿出來使用。美國已經早就發展出一套標準決定是否要停止審判:能不能理解審判的意義等,而我們還在拿這個荒謬的判例出來判斷。

結果講了這個之後,媒體又來了。其實整個法院環境和媒體氛圍,都會影響到死刑冤獄的發生。雖然律師還是有提停止審判的要求,但是法官其實很不喜歡停止審判,他就是想要結案,律師不要阻撓我。

關於精神鑑定

只要是重大殺人事件,基本上都會把被告送去作精神鑑定。因為只要牽涉到死刑的可能性,因為精神喪失和精神耗弱的狀況,就不能判死刑。必須要有責任能力,才能夠判死刑。

精神鑑定醫師要區分究竟是哪種狀況:精神喪失、精神耗弱還是有責任能力。

很大程度來說,精神鑑定醫師直接決定了是不是要判病人死刑。因為法院也沒有專業,大幅度倚賴了精神鑑定醫師的結果。

雖然是這樣,但是我們精神鑑定的問題非常的多,但是精神鑑定有好幾個問題。

鑑定時間太短

首先:鑑定時間太短。有些時候拿到案子,都已經過了好幾年。被告又因為安全的理由被關起來,所以一天說不定能和被告談話的時間,根本不到兩個小時。你要怎麼用兩小時,知道病人在想什麼?更何況,很多被告在沒有信任的狀況下,根本不會理精神科醫師。

最好的例子就是曾文欽的狀況。我那時將鑑定醫師找來在法院上,鑑定醫師在鑑定報告上,寫說「曾文欽在犯案的時候神志正常」,結果疑問才知道,被告和醫師聊不到兩個小時,而且在兩個小時中,被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有回答他的問題。鑑定醫師居然連這樣的侷限都沒有紀錄在鑑定報告上,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鑑定報告。

事實上,確實法院給鑑定醫師的錢實在太少,即使這不能算是理由。

偵查不公開缺乏自律

另外一個問題,就是檢警很容易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原則。記者經常都會跑去問警察和地檢署發言人,但是事實上,記者問的這些人是起訴方,他們很容易因為搶佔媒體發言權,就誇大、為案情定調,影響法院的方向。我們甚至遇到一個狀況,檢警拿媒體的報導問發言人,為什麼要這樣說。

偵查不公開,是因為要避免新聞媒體誤導鑑定和審判的走向。結果,現在檢警一天到晚還是在做一樣的事情。

我們「偵查不公開」的法律像是寫好玩的,我們一天到晚都看到刑事案件。

(「然而,到底誰應該要負責呢?」)

事實上,就沒有。沒有任何機制可以檢舉檢察官。所以你可以講,這基本上就是講好玩的。我們一天到晚還是有警察受訪,在法院還沒有釐清,就先說犯案嫌疑人的精神狀況如何。

謝依涵的案子也是,在法院都還沒有進行審判,然而媒體一開始就開始報導。我曾經也在法院上指出,這違反了偵查不公開的原則,會嚴重違反犯案者的權利,如果是這樣,是不能判處死刑的。

欠缺SOP

另一個問題,則是欠缺精神鑑定的SOP。

第一個案例是陳昆明案,他是一個長期的知覺失調症的病人。他曾經殺死兩個人,因為精神耗弱被判了六年。後來出獄後,又犯了案,又被抓了回去,被判了無期徒刑。

最怪的是,他在92年的判案中,在四次鑑定裡面拿到了三種不同的結論:精神喪失、精神耗弱、有責任能力。

結果後來判精神耗弱。但是,這代表我們的精神鑑定在SOP的情況下,法院根本是無法依此判斷的。

第二個案例是鄭捷案。在這次的案件中,醫師有注射一種藥物,讓他陷入一種昏迷的狀態。簡單來說,這叫作「吐真劑」。但是,這個行為違反了他的自由意志和人權。我問了其他鑑定醫師,他們都說,不能打藥。沒有SOP造成了,精神科醫師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鑑定。然而這爭議是很大的,甚至在許多精神鑑定中是被禁止的。

第三個案例是曾文欽案。在這個案子中,醫生並不是用DSM的診斷準則,看起來是用自己的診斷準則,但是並沒有寫進鑑定報告裡面。我們要求醫生將這個準則送到法院,我們才發現,他還真的是用DSM。我直到今天,還不知道醫生到底是用哪一套診斷準則。如果他的診斷準則是自創的,沒有科學基礎的,那怎麼辦?

這三個案例,一個比一個還扯。這說明了,我們的精神鑑定需要大量的改革,要鑑定標準的流程,美國是有作的,但是我們的主管機關就是在擺爛。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奇怪的狀況跑出來。

責任能力的減輕

責任能力有兩個型態,他要能辨識自己行為違法的能力,並且要能夠控制行為的能力。如果這兩個型態不滿足,很可能成為精神耗弱或精神喪失。

鑑定報告上很多時候會寫,因為會挑選犯案對象、選擇手法、購買兇器等,說他神智正常。然而,這些精神科醫師、法院,事實上只有考慮到辨識,而沒有考慮到控制。

一個案例是這樣:有一個媽媽,精神狀況本來就很不好,他帶了兩個小孩要去某地方。有個阿兵哥,站在車廂中間抽煙。媽媽覺得這個阿兵哥想要對小孩不利,他就把阿兵哥推下去,阿兵哥就死掉了。

精神科醫師認為,他是「精神病急性發作」。他有認識的能力,但是他沒有控制的能力。

我們很多醫生和法官都有這方面的誤解。曾文欽的案件比較明顯,因為他認為殺人是想要被判死刑,然而這樣的想法,就可能讓他的控制能力被減損。所以二審的鑑定醫師認為,他已經到精神耗弱的程度了。

精神科鑑定醫生,和法官一樣,都在作非常難的工作,可以說是在作神的工作。但精神科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主觀的,即便是科學的,就是因為這樣,所以才會得出各種不同的判斷來。

提問

「剛才說,陳昆明被做了四次鑑定。到底應該作幾次?誰來決定?」

「我的觀察是,一半是法官要求去做的,另一半則是由律師或檢察官去要求申請的。作幾次就是看法官,這是看司法預算。有一種說法是,十二月比較不會去做鑑定。所以法官會想拖到隔年一二月,才有錢作鑑定。之所以陳昆明會作四次,是因為前兩次發現不一樣,法官就想說再做一次,沒想到做了之後得到第三個不一樣的。所以才作第四次。這是我聽到最多的。鄭捷看起來不像是有什麼精神疾病,但是還是不知道動機是什麼。王景玉的情況就很奇怪,看起來非常不正常,但是台大說他是正常。這很奇怪,我應該會要求再做一次。」
「美國他們的規定,到底有沒有想說怎麼採信精神鑑定?」

「這個,其實是我現在要講的。」

人為何瘋癲

鑑定是一方面,另外一端就是法官。

但是法官也是人,而且可能還是鄉民。我曾經看到有嫌疑犯人被羈押,只是因為「他是精神病人」,到底會不會再犯?有沒有危險?都沒有寫。

罪疑惟重

法官還會推翻鑑定結論。有精神科醫師曾經作過一個統計,到底我們的法庭的精神鑑定結論被採納、推翻的比例有多高,結果是,大概有八成左右被接受。但是大概還是有一成左右被推翻。

怎麼推翻?最殘酷的是,統計數字來看,法官大多都是,為了加重刑責,而削弱他的無責任能力。

第一個案例是,何美能案,也就是北一女潑酸案。他為什麼要去北一女門口潑硫酸?因為他有妄想,他想去對連戰的女兒作不好的事情,他想讓連戰認識他。從這裡就可以看出,他有辨識能力,但沒有控制能力。

後來法院有送去送精神鑑定,台大已經做出鑑定,他是精神喪失的狀況,應該判無罪。後來法院就是把精神喪失調成精神耗弱,法院寫了一堆,說明他就是覺得何美能知道他在做什麼。方便從重量刑。

第二個案例是林基雄案。他在醫院裡,用衛生紙放火,燒死了七八個病人。精神鑑定的結果是精神耗弱。後來法官說,騙誰啊,應該是正常的。所以就判定他的責任能力是正常的,將這個癌症末期的病人判了死刑。

我一直很想問法官社群,為什麼總是加重刑度?刑法有一個基本原則是「罪疑惟輕」,殘酷的是,我們的法官通常都會反過來使用這個他大一所學的原則。
這事實上反應了法官對精障者的偏見。

死刑風險

另一個面向,則是社福資源的錯誤配置的問題。我們對社會安全網的想像,就是把這些人關起來,而且還會抓錯人,像是搖搖哥。如果沒有把社區治療的部份做起來,這些問題就無法預防和解決。

這個難度非常高,即使要改革,也不是在十年之內可以做得到的。許多人問我這個問題,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辨別那些可能的犯罪者?這是李茂生老師的專業,你們下次可以找他來。

有一種說法是,那我們來建檔,然後一個一個列管。這當然也是在污名化精神病人。然而這也不是好方法。

至於怎麼處理,我現在也還在思考。

至少我認為,社區醫療的資源投入相當重要。至少我們上述的案件,都有精神狀況的問題。這些都可以追到社區那一端,如果有進行社區訪視的話,可能可以避免一部分的問題。

像是陳昆明,在吃藥之後,因為狀況不好找不到工作。他之後就決定停藥,這就使得他的狀況變得嚴重。

這些都指向同一個問題,就是社會資源和社區醫療的資源配置要進行調整。法院那端,也有許多需要改革的部份。

法律人的難題

我剛剛說過,精神醫師和法官都在作神的事情。但是我們的機制卻是可能犯錯的。因此,在這樣的情況下,我們就不該讓我們的決定作得毫無保留。

以法官那邊來說,那就是不要判死刑。

在精神醫療來講,也應該知道自己的科學有侷限。

這就是我廢除死刑的理由。

「夢是正常人深藏的瘋癲,而精神病是白日裡清醒的夢。」

討論時間

1

「為什麼不把嚴重病人放進精神病所,來讓社區管理變得容易?」

「事實上,這會導致過度的機構化。雖然有些時候還是要注意要這樣作,但是文獻的證據是,讓這些人回到社區是比較有幫助的。但是其實我並不是專家,對這問題不太專長。」

2

「我想分享一件事情。有一個學生,他是生理男性,他跟老師說,我是女生我要上女廁。老師請他去上無性別廁所,他不願意。老師問我怎麼辦?有沒有辦法分辨他到底是女生還是色狼?其實我們同志社群也搞不清楚要怎麼分辨。然而,當然也有人因為不知道他是不是女生,會很害怕、擔心他會不會是色狼?那麼我們要怎麼避免這樣的狀況?其實,真的很難。事實上,政府也建立了陽光酷兒健康中心,想要抓住男同志,去做愛滋病的逆篩。但是,同性戀男性已經不是最高風險的族群,然而政府還是會想要不放過這些族群。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愛滋都會傳染或是都會去和他人進行性行為,只是,我們還是會害怕。我做了好幾年的同志運動,但是還是會猶疑。」

3

「剛才的例子,有些是說沒有自制力,但是,到底在什麼程度上,只是認知錯誤?」

「我講仔細一點,目前刑法裡面,學說上,都叫作『生理和心理的混和式立法』。所以法院在判斷這個的時候,必須要生理和心理狀況都有問題,所以法官才會這麼依賴精神鑑定。如果沒有辦法看出有很大的問題,就無法有減輕能力。必須要相當嚴重,才有辦法有責任能力減輕。這當然是有灰色地帶,但是必須要有生理和心理兩塊都有,才有可能減輕。」

「你剛剛說要解決社會資源的分配,媒體方面要怎麼處理?」

「沒辦法處理啊。只能要求自律。我也不認為有必要處罰這些偏頗報導。反而是接受資訊的人自己要有自覺,要知道這些資訊是有偏差的。」

4

「陪審團制度能解決這個問題嗎?」

「這好像有點太岔題了一點。我自己是覺得不需要,職業法官的歷史已經有這麼多年了。雖然有很多民間團體在倡議,但我認為目前的問題不需要透過陪審制度來解決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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